然而，赵秉钧离奇死亡，案件的法律程序终结。

同时，出于打破封锁与输出革命的需要，俄共也做出了全力支持中国国民党的政治决策。这是一种比较奇特的历史现象，就孙中山的国民党与列宁主义政党而言，道不同却可相为谋。

从二次革命（1913）至国民党一大（1924），孙中山在革命党如何组织和如何推动国民革命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思考与实践，但一直寻找不到成熟的方案与道路。国民党内本来希望通过法律程序追究责任，上海地方检察厅还向远在北京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发出了正式的传票，成为民国宪政史上昙花一现的风景。经过列宁主义影响的孙中山的宪政阶段论是20世纪中国宪政运动中非常重要的、具有典型性与实践性的政治宪法理论。然而，赵秉钧离奇死亡，案件的法律程序终结。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体现了西方经典的三权分立学说与中国传统政制因素的某种结合，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未必十分严密，但这种宪法思考的自主性品格是值得肯定的。

有学者认为这本可以成为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6]，但最终还是失败了。二是北方的袁世凯集团。因此，与国民党在台湾的成功宪政转型相比，大陆尽管遭遇严格的规范性障碍，但其理论创新与制度变革的活力依然生机勃勃，其宪政运筹仍有较大的思虑与实践空间。

（3）人民之政治权利受到严重压制，在未完全自治的县需要由国民政府进行训导，人民成为政治学习班之学员，即使在经过训导而合格的所谓完全自治的县，人民之政治权利也局限于县级自治的范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主张。辛亥革命中的武昌首义并非同盟会的严密策划，而是地方革命团体和新军下级军官的仓促之举，其所引发的是1911年的中国主要政治力量的更大规模的政治博弈。辛亥革命的社会代价并不大，南北政治集团进行了颇为成功的政治合作，地方立宪派较为理性地承担了权力真空状态下的社会责任。

[12]政治宪法学者陈端洪教授曾以富强（生存）的法概括中国宪法的生命精神，并认为从富强到自由应构成中国宪政的主导性演进逻辑。（2）党与国家的关系方面，确立了以党治国原则，这是孙中山对俄国经验的理解与运用，即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

国共两党在共和建国的立国思想上确实有着诸多共性，比如1931年约法和1954年宪法（包括作为其升级版的1982宪法）中都明确配置着一个政党国家（party state）的宪制内核，这一内核构成国共两党各自宪政转型脉络中需要加以严肃对待的根本问题，也是外部性的公民权利运动与司法改革等诉求需要严肃思量的一种宪法上有效的政治存在。然而，就在国会选举的关键时刻，宋教仁被刺杀，且有直接证据证明与袁世凯委任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关系。民国宪政随之转入议会政治阶段。而大陆宪政进程中曾经出现过部分左翼政治学术力量对宪政这一概念的严厉批判和废弃努力（2004年左右），尽管最终没有成功，但这表明了大陆宪政转型领导者的主导思想内部对宪政作为最高政治建构目标的犹疑不定，而其思想根源还在于马克思主义教义所设定的非国家化的社会性目标，一种被称为共产主义的理想乌托邦。

有关针对性的理论批评参见田飞龙：民主之中与民主之后——评翟小波的‘宪法民主化研究，载苏力主编：《法律书评》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12] 参见翟小波：《论我国宪法的实施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1931年的约法体制被抗战打乱，但后者却以体制外的方式提供了训政向宪政过渡的政治基础，由此为旧政协的协商制宪提供了历史前提。政治协商会议展开，38名代表，国民党8席，共产党7席，民盟9席，无党派9席，中国青年党5席。

在辛亥革命之前，作为国民党前身的同盟会等组织是会党形式的革命组织，缺乏固定的经费来源、严格的组织原则和成熟的思想体系，但在反清与共和上具有基本的共识。从国民党的政治发展来看，1928年东北易帜使得中国完成了形式上的政治统一，北伐成功。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政阶段论 革命 党国体制 训政 政协 。然而，具有形式优美性和理性逻辑基础的三权分立也只是现代国家权力的一种纯粹理性，属于基础性结构，并不意味着特定的政治共同体不可以根据理性治理的功能需要而通过宪法设立常规三权之外的特殊权力，也不意味着传统政制中的权力不可以通过宪法与该种基础结构进行关联和转化。

所谓军政，即革命军通过武力夺取国家政权。就孙中山的宪法思想体系而言，大体可以分为规范论、制度论和实践论三个层面。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中国发生了护法运动，一成一败，两相对照。同盟会时期的《革命方略》本有军法、约法、宪法之程序，此次改组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三期说，将革命时期界定为以革命军起义为起点、以宪法颁布为终点，在此期间一切军国庶政，悉归中华革命党党员负完全责任[7]。在整体生存与富强的压力之下，革命激进主义逐渐在价值与实践上超脱了共和宪政内蕴的妥协、节制与理性的美德，而一力求新，在政治上导致威权主义，从而为国共两党在宪法上的成熟转型提供了从理论到制度的一系列疑难和困局。由于孙中山是革命家，其对宪法思想之理解与运用通常以实践为导向，其宪法思想的实践品格非常突出。

夏勇教授提出过关照中国宪法改革的三个分析性概念，即革命宪法、改革宪法和宪政宪法，并认为中国宪政转型的路线是从革命宪法到改革宪法再到宪政宪法。当然，列宁主义对国民党的影响是不完全的，或者说主要集中于用（技术）的层面，不涉及主义的实体内容，有学者将这种影响模式称为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8]，即列宁主义的制度成果而非思想实质被孙中山借鉴过来，其目标在于实现孙中山自身发展完成的三民主义。

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主张，要求召开国是会议，商讨抗战后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施政纲领，结束训政。不过，国民党的制宪准备贯穿于这一困难时期。

（3）政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由国民政府训导，治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由国民政府直接行使，人民之政治权利局限于县级自治范围之内。（2）抗日战争中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同负抗战之责，在共同的命运体验和牺牲中促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政治成熟，为抗战后的制宪准备了根本的政治基础，这一基础早已超出县级自治的范围。

这就是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政治背景。孙中山的宪政阶段论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国共两党共享的党国传统中的代表制难题，具体表现为训政过程中党的领导与人民主权的结构性张力以及从训政到宪政的转型难题。训政约法中的党与国家（人民）的关系源自列宁主义的党治思想。不过，作为共同民族危机的抗日战争却为国民党从训政到宪政的过渡提供了另外一种政治过程与政治基础：（1）抗日战争提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政治理由，民族利益超越党派与阶级利益而成为这一阶段国内各种力量的政治共识。

纵观孙中山的宪法思想，其中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不可能成为党国体制的直接规范基础，唯有宪政阶段论与党国体制联系密切。宋案起于宋教仁被刺，终于赵秉钧死亡，不仅法律程序已经穷尽，而且南北双方经由共和革命而建立起来的政治信任也荡然无存了。

这种法权安排的显著特点在于：（1）该约法更像是对建国大纲的一种解释性文件，而非独立的宪法性文件。在孙中山宪法思想体系中，宪政阶段论是唯一与党国体制有着直接逻辑关联的思想因素，对于落实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至关重要。

[8] 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训政提供了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的政治宪法结构，因为同受列宁主义影响，这一结构与今日大陆地区的政治宪法结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同构性。

严格来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是关于民国宪政的规范思考，而本文关注的孙中山的宪政阶段论（军政、训政、宪政）则属于宪法的实践理论，是孙中山在民国宪政迭遭挫折的背景下提出的具有明显的历史时间逻辑的理论。（2）以地方自治为标志判断人民之政治成熟，以此作为制宪时刻的标准。由于训政时期的约法对人民政治权利限制过于严苛，国内其他党派与政治势力自然难以认同，而作为政治过渡之枢纽的地方自治也难连续、常态、有效地开展。共产党之接受党国体制则以相对系统完整的列宁主义教义为基础，根本目标在于共产主义而非宪政，后随着列宁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常态政治建构，特别是通过以宪法修正案形式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长期化性质之后，人民主权和宪政国家也成为这一长期阶段在政治结构上应予实现的根本价值，其结构性难题在于如何以人民主权之根本规范来解释和转化中国宪法上的政治宪法结构。

1912年和1982年前后相跨70年，其间国共两党在复杂的世界历史与国内政治变革脉络中竞相展开以党建国的特殊主义（与欧美主流的民主宪政建国路径相对）的现代国家建构事业。1927年国共分裂，原因复杂，但与国民党在教义上与列宁主义迥然有别存在很大关联。

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胜利之后的1916年7月宣告停止活动，1919年国民党复建。国民党的主导立国思想尊奉三民主义，这是一种以民族国家为政治最大范围的现代性政治理论，而共产党的普世主义和国际主义维度在核心教义上优先于其民族国家建构目标，因此，前者之宪政转型在政治教义上的规范性障碍较少，而后者之宪政转型在政治教义上的规范性障碍非常严格，甚至可以说至今未能获得有效的理论清理与改造。

不过，作为中华民国之余绪的在台国民政府却以这部宪法为依据最终实现了宪政转型，从而构成了20世纪中国人民通过革命—制宪开展建国运动的一部分。由于欠缺作为革命党的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同盟会的多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同盟会会员以及所联系的国内会党团体中消极推诿者、临阵变节者不乏其人。